【转贴】北大的堕落及其深远影响(一）

北大精神的堕落，是中国二十世纪动荡不安、屡遭灾难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能一句话概括了，是最初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还是“民主、自由、科学、向上”？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还是“严谨、求实、创新、探索”？是“无欲则刚、宽容乃大”，还是“敢为人先、标新立异”？是“追求真理、胸怀天下、成才报国、思想自由”，还是“不畏艰难、勇于进取、追求卓越、拼搏向上”？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社会在发展，北大也在发展，北大精神也要发展，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容，无可指责。问题是，北大精神的发展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因为北大精神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似是而非，早已失落，贯穿着它百年历史的，连续未断的，其实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造反精神、颠覆精神、背叛精神。
      北大的造反精神，滋生于“五四”后期，北大的历史可以分为“五四”前期（包括“五四”期间）和“五四”以后两个时期。北大辉煌的历史其实已就集中在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从此以后，它的辉煌和光芒就开始逐步消失，开始了逐步堕落的过程，在整个二十世纪，北大鼓动和影响了多少次学生运动，造反运动，我不想一一评论，它的造反运动一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又达到了一个高潮。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北大不只鼓动学生造反，倡导造反精神，更是在思想上，文化上长期开展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造反运动，把它的造反精神根植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造就了中国几十年动荡不安，灾难不断的历史。无论是建国前的几十年，还是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国人民一直没有真正享受到安宁、平和的太平生活。毛泽东同志年轻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是否在那时接受了北大的“造反精神”，受其影响，有待进一步考证。
   “造反精神”本身没有错，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关键是要看何时造反，为谁造反，特别是造谁的反。在北大的第一时期，北大作为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承担起了民族的期望和重托，它没有历史包袱，它聚集了众多有为的学者、教授，它成了潜心研究、传播先进文化的基地，成了中国的思想库，成了现代文化的象征，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那时的北大真正发扬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那时的北大不但倡导“新文化运动”，而且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殿堂，在如火如荼的“五四”时代，一大批学者还致力于收集和研究民间歌谣和通俗歌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时的北大在引进、消化、传播西方先进的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摒弃、诋毁、摧残、作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真正做到了兼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学术大殿堂，获得极高的声誉和名望。那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等，同时又是中国的国学大师。那时的北大是真正的学堂，是提倡的“无欲与宽容”，还没有“造反精神”滋生的土壤和气候。
      到了“五四”，北大的气候才有了改变。“五四”运动本身没错，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问题是“五四”给北大带来了太多的荣耀和光环，也给它带来了过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五四”的成就，给北大带来了妄自尊大、舍我其谁、目中无人的骄傲情绪。这种高傲自满的情绪，使北大在对“五四”的认识和总结上，出现了失误和偏差，直接导致了北大开始走向堕落。
   “五四”精神蕴涵了“造反精神”。但是，当时的这种“造反精神”，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军阀的统治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民意，整个中国早就象一个火药桶了。而且那时的人民大多没有受过教育，思想还很愚钝。由受过高等教育和外国先进思想熏陶的北大学子和青年学生去开化、引导、号召，自然是一呼百应。当时的社会极需要有人来指明方向，北大学生挺身而出了，所以时机是合适的，他们的方式是号召、发动群众，方法是得当的，他们反对的是北洋军阀，是符合民心的。“五四”的胜利是由中华民族意识觉醒而取得的，绝不仅是这些北大学生上街造反所取得的。可惜的是，北大在总结“五四”成果时，过分得看重了北大的贡献和作用，把“五四”精神当作了“北大精神”，把“五四”运动当成了“北大运动”，把“五四成就”当成了“北大成就”，更可悲的是，北大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和研究基地，没能及时发现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造反精神”的危害性和消极影响，没能及时的引导学生回到校园内潜心学习，专心致致的做学问，没能恢复北大应有的宁静和宽容的校园气氛，而是把“造反精神”过分的加以宣扬，过分的夸大了“造反精神”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致使造反精神逐步发扬光大，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轮又一轮的浮躁、狂热、浩劫和灾难，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以后，他们还没有彻底醒悟。
      北大有很多人，总是把“六四”和“五四”相提并论，总认为“六四”继承了“五四”的光荣传统。其实，“六四”正是北大彻底堕落的一个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他们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还不思悔改、自以为是，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我曾经是“六四”的一个狂热的支持者。在“六四”期间，我的心一直在追随着天安门前的学生们，那也是我生活最窘迫的时候，我凑不齐到北京去的路费，身边已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同行，否则，我一定加入到天安门门前的人群中去了。我天天守在电视前，晚上偷听着美国之音。我的热血和天安门前的学生一样沸腾。在“六四”平息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精神失落，感觉到生活无味，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对前途也失去了信心。只有美国知音才能给我带来一点心灵上的安慰，但是，生活最终逼迫我冷静了下来，逼迫我学会了反思，学会了总结。经过数年的生活积累和反思，我才逐步抛弃了美国知音，我才看清了“六四”的本质，看清了北大堕落给中国带来的民族灾难

“六四”提倡的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为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实际上他们是为一小撮人去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权利，是他们造反精神的一次展露。“六四”事件，北大必须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是他们一贯的“造反精神”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又一次大灾难。“民主、自由”这个口号并不新鲜，在“五四”就有了，为什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北大还要高呼“民主、自由”口号呢。这正是北大百年堕落的一个表现，在“五四”时高呼“民主、自由”口号，是新鲜的，是有号召力的，也是进步思想的表现。到“六四”，还在为这个口号高呼，抗争，闹事，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悲剧，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类的最高学府的北大，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基地之一，在这方面的研究，竟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他们还是继承着“五四”的思维，认为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思想太顽固，还没有能彻底打倒，或者现有的当权者太独裁，太保守等。所以他们就教唆着学生一次次地去造反，造封建主义的反，造当政者的反，给国家和政府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不安和麻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北大作为中国的第一学府，没有能够跟上中国社会的发展步伐，他们没有能够研究出发展中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中国人民最大的民意是什么？中国人民向往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和生活。他们只知道生硬搬抄西方的“民主、自由”，自然会被人民所唾弃，被中国所拒绝。北大作为中国的第一学府，已有了百年的历史，但是它一直没有读懂中国的历史，没有读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沉淀下来的精髓，没有读懂人民的真正的追求和向往，这也就必然注定了它只能走向堕落。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只有两个人读懂了中国的历史，读懂了中国的民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邓小平，所以只有他们才能不断取得胜利，站在时代的颠峰，成为历史中的巨人。孙中山没有读懂，所以它只能不断接受失败，蒋介石没有读懂，所以它的八百万大军不堪一击，只能躲到台湾岛上去。美国人也没有读懂，所以它只能在朝鲜半岛丢下几万具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对中国望洋兴叹。
      中国的民意其实就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民所追求的就是“国泰民安”，向往的就是“太平盛世、民富国强”，谁当皇帝、谁当政，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人民经历过五千年的磨难，比谁都清楚天下太平、社会稳定比虚伪的民主、自由更重要，有了社会安定，社会才能进步，人民才能富裕，国家才能强大，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才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谁违反了这个最大的民意，谁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甚至得到人民的抵抗。蒋介石违反了这个民意，在抗日战争后，中国人民急需安定、修养生息的时候，他悍然发动了内战，他的八百万大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被小米加步枪的毛泽东军队打败。美国人违反了这个民意，中国建国伊始，正要享受来之不易的“国泰民安”，它却把大兵压倒了鸭绿江畔。美国至今也没有搞懂是什么意志支撑着中国跟它作战，它想不通十几万缺衣少食的志愿军战士横卧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冻死冻伤无数，仍然岿然不动；它想不通在上甘岭，他们可以把山头炸翻几遍，就是不能让志愿军战士退却，丢下万余具美军大兵的尸体，已不能前进一步；它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打死的志愿军越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志愿军也越多。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民意的力量，不知道中国人民对“国泰民安”的追求有多么执着。毛泽东的一句话“保家为国”，就能敌过它几十万大兵。北大的精英们，不要再把人民不支持你们，看成他们怕死，你们看看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吧，再比比你们在天安们前的表现，到底是谁怕死，是谁临阵脱逃。
      毛泽东读懂了中国的民意，也很好的利用了这个民意，所以他一生所向披靡，难有敌手。任何反对他的人和势力都会灰飞烟灭。即使在最困难的六、七十年代，人民住着草房，饿着肚子，衣不遮体，也把他当作神一样看待。不要把我们的人民都当作愚民，他们的心里很清楚，苦点、穷点算啥，是毛主席真正带来了“国泰民安”，“国泰”了，“民安”了，还怕过不上好日子。
邓小平也读懂了中国的民意，他知道中国人民不但追求“国泰民安”，而且还向往“太平盛世，国强民富”，他开始了大胆的改革，并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全国人民虽然心里想着毛泽东，心里念着毛泽东，但脚步都跟着邓小平走向富裕之路。
      可是，百年北大，却一直没有读懂，没有掌握中国历史的精髓。他们鼓动的“六四”。来的既不是时候，也不是正确，它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最大民意。那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刚刚尝到了一点甜头，虽有一些问题，人民还是可以接受的，当时人民急需的是如何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尽快致富，摆脱多年积贫积弱的现象，尽快迎来太平盛世。可惜，北大没有在这方面深入研究，他们已经和广大人民群众相去甚远。他们没有去探讨“民主、自由”这个从“五四”就喊出的口号，到现在还没有开花结果的深层次原因，而是鼓动学生上街游行，闹事，造反。直至“六、四”，又给北大多增加了几个年轻的冤魂，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不要以为有成千上万的人跟他们上了街，就代表了民意。其实上街声援他们的人们，主要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同情，也有当时主要领导和舆论导向的原因，很多人是不明真相，或者是上街起哄，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当中央戒严令一下，他们看清了真相，看到继续下去将影响他们的太平生活时，立即就偃旗息鼓，打道回府了。“六四”根本不可能发动广大工人和农民，发动广大群众参加，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失败是必然的。
    “六四”造反的对象又是谁呢，是执政者？是官倒？都不是，正是他们自己。因为这时的中国早已不同于“五四”时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由于北大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北大的学生和校友早已遍布全国各个主要部门和权威领域，北大学生的学生，校友的校友，或者受过北大教育和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分布国家的各主要部门和权威机构，国家一系列制度，政策的制定、执行，都会有北大学子和校友的影响，又有多少北大学子和校友成了中国各行各界的绝对权威和各级政府官员。如果真的有失误，真的象他们说的那样腐败、腐朽，（事实上已确实是）应该造他们的反，那也有北大的责任呀，北大应该好好自身反思呀。作为中国第一学府的北大，近百年来，到底向中国输送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培养的大批学生和校友现在都在什么位置，在干什么，给国家作了多大贡献。所以我说，“六四”实际上就是北大自己造自己的反，是新校友造老校友的反，是新权威造老权威的反，是典型的自相残杀、是窝里斗。“六四”是北大造反精神的彻底大暴露，是北大精神的彻底堕落的一次具体而集中的反映。
      我不是完全反对“造反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确实是要有一点“造反精神”的。但是，“造反精神”根植在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的第一大学北大，却使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作为中国第一学府的北大，传承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和传统，应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应是中国人心灵休憩的圣殿，应是中国一块宁静、淡泊、睿智、博学的学士净土；应是中国人的思想源泉，是中国人的知识宝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北大可以有造反精神，有颠覆精神，有叛逆精神，但不应该宣扬在大街上，广场上，而是在北大的校园内，在教室内，在讲台上。北大不止是北大人的北大，还是中国人的北大，如果连北大就变的喧嚣，浮躁、狂热和好斗，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何来安宁和理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灾难、困惑和不安时，理应表现着应有的理智、冷静，显现出大师的风范和睿者的风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为国家、为人民排忧解难、指明方向，而不是鼓动青年学生上街闹事、惹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如果你们培养的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又何必如此着急，让这些风华正茂、尚未完成学业、尚未走向社会、尚未开始享受生活的青年学生，去承担这个历史重任，去流血去牺牲，不是太早太残酷了？你们早期培养的那么多学生呢？等他们学有所成，走上社会，再挑这个历史重担，岂不是更好？难道你们对自己培养的学生没有一点信心？二、三十年后的中国，还不是他们的。

我不是完全反对“造反精神”，一个国家和民族，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确实是要有一点“造反精神”的。但是，“造反精神”根植在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的第一大学北大，却使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作为中国第一学府的北大，传承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和传统，应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应是中国人心灵休憩的圣殿，应是中国一块宁静、淡泊、睿智、博学的学士净土；应是中国人的思想源泉，是中国人的知识宝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北大可以有造反精神，有颠覆精神，有叛逆精神，但不应该宣扬在大街上，广场上，而是在北大的校园内，在教室内，在讲台上。北大不止是北大人的北大，还是中国人的北大，如果连北大就变的喧嚣，浮躁、狂热和好斗，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何来安宁和理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灾难、困惑和不安时，理应表现着应有的理智、冷静，显现出大师的风范和睿者的风度，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为国家、为人民排忧解难、指明方向，而不是鼓动青年学生上街闹事、惹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如果你们培养的都是国家栋梁之材，又何必如此着急，让这些风华正茂、尚未完成学业、尚未走向社会、尚未开始享受生活的青年学生，去承担这个历史重任，去流血去牺牲，不是太早太残酷了？你们早期培养的那么多学生呢？等他们学有所成，走上社会，再挑这个历史重担，岂不是更好？难道你们对自己培养的学生没有一点信心？二、三十年后的中国，还不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