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之中国观（日本幕末——甲午战前）
一、 模糊的古典印象
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古代中国一直是孤悬海外、与外界交流困难的古代日本学习、模仿的对象，也是古代日本最关注或者说几乎是唯一关注的国家。日本从中国吸取了大量的先进文化，并与自身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16世纪中期起，伴随着西方世界的勃兴，其影响力也渐渐渗入日本，葡、西、荷、英诸国的传教士和商人相继来到日本传教和贸易，这是日本首次大规模的接触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江户幕府为了巩固其统治，采取严厉限制外商活动和禁止国人信仰天主教的措施，并最终于1633年起多次颁布“锁国令”，驱赶外国人，仅许与中国和荷兰进行有限贸易。从此，日本进入了长达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时代，对于隔海相望、自古密切往来的中国，也逐渐隔膜起来。
1854年，美国培理舰队第二次前往日本时，同行者有一位充当汉文翻译的中国人罗森，这位罗森是目前所知的鸦片战争之后第一位赴日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国人，罗森在日期间，除了参与美日交涉的活动外，还广交日本各界人士，与许多日本文人、学者、僧人接触，不少日本人也主动与之交往、笔谈，表达“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之意”，打听中国的情况，罗森向日本人介绍了他们十分关心的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情况，纠正了日本流传的诸如太平天国战争是“明清战争”、“太平军即小刀会”、“清朝皇帝已遁朝鲜”之类的谬传。
通过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一方面处于严厉的“锁国令”之下，对于邻邦中国的情况是非常隔膜的。举世震惊的太平天国运动，在日本被谣传到近乎荒谬的地步。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正处于急剧衰落、江河日下的境况，日本人对于世界大势茫然不知，对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也毫无意识，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古典世界的“文物之邦”的美好梦幻中。
二、 巨变中的新目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幕府一位大臣在信中说道：“这是一件外国的事，但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益的警告。”培理扣关之后，日本的大门被打开了，日本人也开始睁眼看世界，对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亲身体验。1858年6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到日本，正与美国周旋的幕府，被这一消息吓倒，遂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
作为自古以来日本文化的老师、东亚秩序的领导者、儒家文明的发源地、天朝大国——中国，竟然一次次的被西洋蛮夷打败，日本人的震惊是不难想象的，震惊之余，“中华文物之邦”的光环，在日本人眼中不免黯淡起来。
日美订约之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纷纷强订商约，索取特权，幕府面对危局手足无措，威风扫地，内外交困之下，部分大名、武士发起“尊王攘夷”运动，随后又发展成为“倒幕维新”运动，幕府统治垮台，天皇制度重建，日本从此走上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
随着西方势力的渗透加深，日本对于西方的了解也在深入，日本人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明便显得不合时宜。而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一次次的失败，更加深了日本人的这种观念。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批日本人来到中国上海，他们亲眼目睹了西方人在上海的趾高气扬和中国人对待西方人时流露的恐惧情绪，也亲身体验了作为开放口岸的上海处处显示出来的畸形的现代化气息。中国在日本眼中不再是文明的象征，先进文化的源泉，而是和日本一样，都是被西方欺凌的亚洲弱小民族，是“半开化国家”，是日本的前车之鉴。这是日本人中国观千年未有的大转折。
三、 视中国为“恶邻”
1、“脱亚论”与“兴亚论”
日本思想界开始对中国传入日本的“汉学”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批判，对于世界和东亚局势以及日本的未来进行了重新思考，日本思想界产生了“脱亚论”和“兴亚论”两种表达对亚洲形势看法的思想。
作为“脱亚论”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一方面猛烈抨击儒学，他痛心疾首的说：“儒学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愈来愈多，一代一代相传到末世的今天，简直要变成禽兽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将攻击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在他的《脱亚论》一文中写道：“我日本国……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观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三国地理相接，此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也。……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亲恶友者不能免其恶名，吾之心则谢绝亚细亚之恶友。”
福泽谕吉表达了对中国的强烈轻视和厌憎，称中国“极不廉耻”，视中国为“恶邻”，以与中国为邻为其大不幸。“脱亚论”的思想，代表了日本知识界中一种极端主义的看法，表达了日本急于摆脱亚洲弱小国家地位，与东亚文明圈决裂，“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的强烈愿望，是日本上层官僚和知识份子的主流思想，它所起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一思想一开始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但它与日本统治阶级的“国权扩张”理论相契合，遂由精神领域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理论基础。
同一时期，在日本在野人士中还有一种“兴亚”思想，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压力，因而产生了亚洲各民族要团结一致，反抗这种压力的亲亚洲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还很幼弱的时期，要和同样处于弱者立场的亚洲各民族团结的感情相当强烈”。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提出，为了对抗“白种人欲殄灭我黄种人”的现状，应该“与朝鲜联合防范俄国，与清国立约分担其劳。”然而，这种思想包含了日本领导东亚的强烈意愿。在日本强大起来以后，这一类思想更为主要针对中国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所用，演变成为日本作为“东亚盟主”，指导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反对美英的谬论，沦为日本侵略扩张的工具。
总之，不论是“脱亚论”还是“兴亚论”，都反映了日本对于衰落的中国的态度，前者视中国为“恶邻”，主张脱离东亚文明圈，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其倡导者福泽谕吉露骨的宣扬日本对中国开战，声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开明与黑暗”的战争，使中国屈服是“世界文明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后者视中国为弱者，并演变成企图实现日本称霸东亚“领导”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野心的工具。
2、民间的仇华情绪
日本人之中国观的演变与日本近代历史的演进是相一致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取得较大发展，并逐步摆脱了与西方的不平等关系，统治阶级的野心也空前膨胀，对外扩张成为其基本国策，而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就是自古的良师益友，现在的“恶邻”——中国。
在日本政府的鼓吹和煽动下，具有浓烈的盲目效忠意识传统的日本国民，也渐渐的狂热起来。朝鲜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因此，日中两国在朝鲜半岛上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882年的“壬午事变”，是受到日本压迫的朝鲜人民的一次正义反抗，群众杀死了日本军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壬午事变的消息刚一传到（日本国内），就有主张立即开战的，请求献纳军用资金的，志愿当义勇兵的，还印出了许多彩色版画，来煽动对朝鲜和中国的仇视。两年之后，动荡的朝鲜又发生了开化党在日本军人支持下发动的“甲申政变”，应旧派的请求，清军平息了政变，迫使日本公使和军人撤出，“可是，和两年前壬午事变当时不同，日本官民对侵略的冲动都与时俱长了，不明真相的一般舆论谴责清国军队杀伤了日本人，东京的公私立学校学生以运动会为名发动了“讨清示威”，知识界和民权派也统一步调煽动侵略气氛”。．1884年12月东京专门学校学生还上书伊藤博文，慨叹“损坏我帝国之名誉与权威，”表达了“发扬国威”的决心。政界到民间，从思想界到舆论界，整个日本都被狂热的战争气氛所笼罩。在日本的眼中，此时的中国，既是它称霸东亚的最大的一块绊脚石，也是它扬威世界的最大的一块垫脚石，整个日本已经下定决心要对华开战了。
四、 日本人之中国观分析
日本幕府末年到甲午战争前的这段时间，是中日两国命运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日本通过倒幕维新，一步步强大起来，而中国却在内忧外患下反应迟钝，一天天衰弱下去。这一时期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形成的时期，日本搭上了末班车，成为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的唯一亚洲国家，参与对亚洲人民的压迫和奴役，而中国不幸的成为列强妄图瓜分的最后一块肥肉。
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此消彼涨的实力对比是日本人中国观演变的根本原因。但是，自古作为中华文明的受益者的日本，一朝得势，为何非但半点不念所谓“同文同种”的旧情份，与中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反而会成为近现代中华民族最危险、最凶残的敌人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在东亚，自古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内诸国，如朝鲜、越南，几乎都与中国结成了宗藩关系，成为天朝朝贡体系的成员，而日本却几乎一直保持着独立地位，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交往，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四面环海的岛国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以儒家思想立国的历代王朝温和的对外政策。由是，日本从来没有被外族侵占的历史，仅仅在元朝时期受到过蒙古人的侵扰，也因所谓“神风”而免遭蒙古铁骑蹂躏。
（二）、日本自四世纪建立了统一国家，就一直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统治，虽历经割据战乱，但天皇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没有改变，这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上也是仅有的。天皇一直是日本人精神的中心和支柱，他被作为“天照大御神子孙”被当作神崇拜，由此衍生出日本人的“神国”观念，认为自己这个民族是神圣而与众不同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更是不遗余力的用神话历史观教育国民，向国民灌输以“天照大御神子孙”为核心的“万世一系”的天皇观念；宣扬天皇制国体是万国中最优秀的“神国”，进而形成了所谓的天皇制绝对主义。因此，由于独特的历史，日本人自古便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在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后却仍旧处于封建的极端反民主反科学的政治观念的统治之下，这种民族优越感自然的膨胀成一种不可一世的民族野心。对于不断衰落中的中国，日本人也就生出了狂妄的觊觎之心，欲图之而后快了。
（三）、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历史上，日本统治者不止一次的萌生过“大陆扩张”的野心，并多次发动对大陆的战争。古代日本曾长期占有朝鲜半岛南端；丰臣秀吉时代两次发动侵朝战争，直接与大陆上的中朝为敌，14——16世纪延绵二百余年的倭寇之害给中国沿海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由于历史上中日力量对比始终是此强彼弱，日本未能对中国造成心腹之患。而十九世纪末的中日实力对比终于发生历史性的颠倒，日本统治阶级当然不会放弃千载难逢的良机，逞其“雄飞大陆”的野心。
（四）、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当时正是资本主义生气勃勃的上升时期，西方列强凭借着全球政治、经济优势，不断诉诸武力来为自己攫取利益，以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以侵略弱小，争夺利权作为国家、民族的荣耀。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权时代，“强权即是公理”是列强的信条。通过武力征服，西方列强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开拓了广大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市场，并且在殖民地封疆裂土，耀武扬威，这些都为后起的资本主义日本树立了“榜样”，刺激了它“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侵华野心。
五、 结论
幕府末年到甲午战争前日本人之中国观，经历了从对古典世界的中国的崇敬到对现实中国的轻视，直至视若“恶邻”，欲图之而后快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弥漫整个民族的偏执的中国观，驱使着日本不断挑起对华事端，从割琉球到侵台湾，再到角逐朝鲜，一步步将中日关系推向了甲午战争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