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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三国鼎足，互相杀戮又互相制衡。国家的动乱也成就了三国历史的政治家，军事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张扬自己的个性和抱负。少年时，曾羡慕古之豪杰，生于乱世，大展平身之才学，在生命足迹中浓墨众彩，成长后，更对三国的军事战略，权谋政治甚是迷恋，可人生起伏，世态炎凉，当学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历史，似有另一番的感慨。蔡文姬，一个饱受战乱沧桑的女子，曾在《胡笳十八拍》有云，“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一代枭雄曹操，也忍不住在《蒿里行》痛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个时代为野心家们所称颂，似乎更为天下百姓所痛恨和控诉。可时代之中，却有奇迹，百姓控诉着这个时代，却世世代代称颂着一位传奇的丞相，诸葛亮。他的精神远比他的智慧在中华大地上更得到发扬与沉淀，融入到中华发展的血液，影响代代中华人……竹子闲来之笔，跨千年历史长河凝望，去感受诸葛亮羽扇下阵阵清风，丝毫体会。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道德经》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愿。”——诸葛亮《诫子属》

节俭与修身之静，在中国哲学上有特殊的联系。历史上纵观中国王朝兴衰，都逃不过“象牙筷定律”，殷商纣王从使用象牙筷子吃饭，贤臣萁子就预料祸事的发生，有了象牙筷子，跟着就是配犀角之碗，紧接着白玉之杯，然后是山珍海味，慢慢的衣锦绣，乘华车，高楼也会接踵而至，国内不能满足，就只有去境外搜求奇珍异宝，祸就不远了。可见，人之奢侈危害不仅是物质的浪费，更是滋生人心的浮躁和迷失，心智所迷，就难以平静之心观周围之事，奢侈与浮躁两相作用，人难有清醒。道家将“静”定位为修身之本，认为只有静心，才能客观的观察万物发展的常理，心藏万物之理后，心才能宽，容纳万事，明世间正义，而心性的培养往往是从身边的一事一物开始，勤俭是一种生活习惯，目的在于随时控制心中浮躁的**，从而静心养神……陶冶心神，勤俭不是唯一的方法，但从实践上说，它似乎是古人总结的最有效的方法。
诸葛亮一生，前为隆中耕农，后为两朝丞相。耕农的生活是简单的生活，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三国历史上，诸葛亮想过上奢侈的生活并不难，《三国志》记载，“益州既平，（刘备）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而在乱世之中，人各自保，奢侈之风也盛，可诸葛亮的一生却总是奉行节俭，这位蜀锦的大力扶持者死后仅布衣下葬，为子孙所留遗产也不过“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也因为他的带动作用，蜀汉政权大部分大臣生活都为俭朴，其中姜维，邓芝更是典型。如今很多学者把三国乱世中蜀汉后期的稳定仅仅认为是政治法律上的作用，但我却认为那是不全面的，一位领导者的精神气质往往是一个政权不可忽略的凝聚力量，否则难道魏主和吴主就是庸人吗？《戒子书》曾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俭和静似乎又为互导，将克制自己的浮躁变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静观天下之事。《隆中对》构建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刘备死后，诸葛亮南征北战，大胜有之，却无大败，辉煌的业绩可以彰显诸葛亮过人的智慧，也显露出他遇事不惊，心思缜密的气度修养。而人之修身，不是短短一时，越是期待反而应了《论语》的一句古语，“欲速则不达，见小利而大事不成”。静之修身，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沉淀，并且恒久坚持。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兵法.谋攻篇》
“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襄阳记》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既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 ——赵藩《攻心联》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春秋时期曾协助吴王策划郢之战大败春秋强国楚国。但是这位卓越的军事家并不迷信战争，“以战止战”的武德思想也是孙武的追求，即使孙武会打仗，他所期待的仍然是不战而胜，战争只是一种手段，而非可以迷信的残暴工具，所谓“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史记》），战争是为减少生灵涂炭的不得已的方法。
在三国历史上，诸葛亮南征的结局为历朝历代的人思考的。诸葛亮发动这场战争时采纳了马谡的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才有了后来的七擒七纵，当然南方后来的稳定与南方人民对诸葛亮的缅怀，并非只是仅仅因为一场仁义的战争，还有着诸葛亮后期对南方风俗本身的尊重和对南方文化的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南方人民的生活，战争只是其器，仁爱才是其本。
赵藩，武候祠攻心联的作者曾用对联对诸葛亮南征历史有较高的评价，自古真正会用兵的人不是迷信战争的人，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战争为人民谋取太平福利的人，赵藩写攻心联的背景是在清朝光绪28年，四川大旱，各地爆发义和拳运动，新任川都岑春煊对此血腥镇压。也许实事的反衬更难让作者体会南征的不易与所得。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
“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原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治！””——《华阳国志》

道家有云，水利万物，而利者，必以务实为先，不知实，何以为利。务实时，如水润万物，利万物而不伤万物，诸葛亮治理蜀汉后世切实的评价，如古《杂记》记载的：“ 桓宣武征蜀，尤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正不见其比。”平凡当世，而后世不可及。诸葛亮策划《隆中对》，刘备在时，诸葛亮看似无攻城之功，三国局势最终却是三分天下。刘备入主西川后，诸葛亮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共同制定《蜀科》，法律的严峻虽不能博一时“善名”，却符合了中国历来乱世用重典的原则，有效的制止了西川社会不稳的想象。而诸葛亮在位丞相期间，蜀国也只有因庆贺刘备，刘禅两次登基大赦天下，不大赦不因不存仁爱，而是明了“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不追求一己私名。而乱世中任意大赦天下遭来的不幸，后来也得到历史的印证，蜀汉政权后期，费祎盲目为安一时民心，连续大赦，为蜀汉政权后期的政令彻底松弛埋下伏笔。
水之“利”，贤者是以天下为重者，能以己身为天下谋利者。《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曾经人们对诸葛亮爱畏皆有，但千百年后，百姓传颂的更多的是他的仁爱，也许这正沉淀了诸葛亮的人生哲学，畏本是手段，利才是根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影响着代代封建文人，而被百姓传世怀念，就如道家所言，无私才能成就大私，因为诸葛亮的无私人们才将他牢记。

闲来之笔，以纪念诸葛亮先生！